二战的终结纽伦堡审判如何处置纳粹分子

年11月开始，盟军主持了纽伦堡审判，希望将纳粹高层绳之以法，但数百万纳粹党高级官员通过层层贿赂逃避了他们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犯下种种暴行，盟军试图让高级官员对大屠杀的计划和执行负责，但最终的纽伦堡审判只有数百名纳粹战犯告上法庭。当盟军取得二战的胜利，他们四处抓捕纳粹战犯，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战争主谋希特勒在二战结束前畏罪自杀，许多其他纳粹分子逃离德国以逃避审判。与此同时，盟军必须考虑如何处理那些他们可以抓到的战犯。世界从未面临过像大屠杀这样的国际罪恶行为，因此，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置战犯也没有先例。

盟军如何同意纽伦堡审判

当盟军在年会面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赞成不经审判就处决纳粹党高级成员的想法。计划很简单：让高级军官在战场上辨认战犯，然后在得到肯定的辨认后，通过行刑队将他们杀死。正如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AnthonyEden）所解释的那样，“这些人的罪孽深重，以至于他们不属于……任何司法程序。”但是苏联人和美国人觉得这样不妥，他们认为应该建立正式的合法途径来使审判正义化。苏联希望在世界焦点的审判会上证明纳粹的邪恶与苏军胜利的不易，而美国不想向世界展示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不通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剥夺别人的生命。

建立国际军事法庭

年夏天，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在伦敦会议上制定了国际军事法庭的章程。

年8月8日，盟军在伦敦会议上宣布成立国际军事法庭（IMT）。详细说明了受审者将因某种犯罪而受到审判。

宪章规定，纳粹官员将被起诉并在德国纽伦堡接受审判。被告可能被指控犯有四种不同的罪行：

串谋实施下列第2、3和4项指控；

危害和平罪——定义为参与策划和发动违反多项国际条约的侵略战争；

战争罪——定义为违反国际商定的战争规则；

危害人类罪——“即在战争之前或期间对任何平民人口实施的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和其他不人道行为；执行或与法庭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罪行有关的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了所犯国家的国内法。”

纽伦堡审判标志世界上首次因危害人类罪而受到审判。此外，种族灭绝一词是在准备审判期间创作的。波兰出生的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Lemkin）将“genos”（希腊语中的“人”）与“-cide”（拉丁语中的杀戮）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词来描述大屠杀的恐怖。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法官将主持审判。苏联坚持对轴心国的罪行进行审判，但西方盟国对德国人对苏联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盟国还想将苏联对芬兰和波兰的入侵也放在这次审判之中。

尽管如此，即便是同盟国当中也有许多高官认为纽伦堡审判是非法和不公正的，他侵害了战败国德国的公平利益。当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收到审判的罪行时，他写了一份起诉文件，在上面写道：“胜利者将永远是法官，而被指控者将永远是被征服者。”

尽管存在争议，但到年秋天，纽伦堡审判已经确定。当年10月6日，纳粹官员因犯罪被起诉，无论他们是否同意其合法性，受审者都将因其行为受到审判。

纽伦堡审判如何在年开始

从左到右：帝国元帅戈林、纳粹副元首赫斯、德国外交官里宾特洛甫、德国国防军参谋长凯特尔和奥地利党卫队领袖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如此浩大的审判，需要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法官合作，但是由于语言问题，这对审判带来了麻烦。IBM（没错，就是现在卖电脑的那个IBM）挺身而出，首次提出即时翻译服务，招募可以当场翻译英语、俄语、法语和德语的男性和女性。参加审判的官员和战犯戴着耳机收听即时翻译，麦克风上的红黄灯警告演讲者何时需要停下来或放慢速度，让翻译人员有时间赶上。据估计，如果没有这项服务，审判的时间将花上四倍。

被告被允许选择自己的律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用了类似的辩护策略。首先，他们声称IMT（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是事后法律，这是一项追溯性地将首次执行时合法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实质上，纳粹声称，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在这个政府机构甚至成立后，新法律不适用于他们的行为。

第二个辩护是戈林首先提到的：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的一种形式，这意味着盟军很容易忽视自己的罪行，以便更严厉地判断失败方的行为。

此外，纳粹的律师辩称，只有一个国家才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并表示没有审判个人的先例。然而，法庭驳回了这一辩护，称纳粹作为个人犯下了这些罪行，必须单独审判和惩罚。

但最著名的是，许多纳粹分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这被称为纽伦堡防御。尽管如此，辩方还是导致审判一拖再拖，因为关于纳粹政府的等级组织的争论不断，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谁是一个好士兵，听从领导人的命令。

经过11个月的次开庭后，法官小组于年10月1日作出裁决。

主要战犯于年被判刑，12名被判处死刑，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人被判处10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3人被无罪释放。在被判处死刑的12人中，只有10人被处决。

戈林在预定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用氰化物药丸自杀。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写道，他不介意被行刑队处决，但他说他觉得吊死有失尊严。他写道：“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被敌人以如此可怕的方式处决。”

担任阿道夫·希特勒私人秘书的马丁·鲍曼被缺席判处其死刑。博尔曼在审判期间失踪，后来盟军发现他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试图逃离柏林时已经死亡。

死刑判决是在决定宣布后大约两周执行的。年10月16日，有10名男子在监狱体育馆的脚手架上被绞死。一些目击者声称处决是拙劣的，绳索太短导致囚犯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美国陆军否认了这些报道。

然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并扔进伊塞尔河。那些被判入狱的人被送往柏林的斯潘道监狱。

随后的纽伦堡审判一直持续到年

德国控制委员会于年12月20日颁布了第10号法律，该法律为“在德国起诉战犯和其他类似罪犯而不是国际军事法庭处理的罪犯建立了统一的法律基础”。

在纽伦堡的主要战犯审判结束后，被称为纽伦堡的后续审判开始了。这些审判是在美国军事法庭进行的，因为紧张局势加剧和苏联关系越来越差，这使得在其余的审判中合作变得不可能。

TelfordTaylor将军被任命为审判中的首席检察官，其目标是“试图惩罚被控犯有《控制委员会第10号法》第二条中认定为犯罪的罪行的人。”

在年12月22日的医生审判中，美国医学专家LeoAlexander博士指出JadwigaDzido腿上的伤疤。Dzido是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是Ravensbrüeck集中营医学实验的受害者。

随后的审判使用了国际军事法庭在主要战犯审判中确立的相同的三种罪行来判断被认为是二级纳粹官员的人。

纽伦堡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审判之一是医生审判，该审判于年12月9日开始。由美国领导的军事法庭审判了23名被指控犯有各种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德国医生。

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医生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安乐死计划，针对并有系统地杀害纳粹认为“不值得生命”的人，包括残疾人。此外，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医生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对集中营中的人们进行了实验。由于这些可恶的程序，他们的许多受害者永久致残或死亡。

85名证人出庭反对医生，提交了份文件，年8月20日，美国法官宣布了他们的判决。在受审的23名医生中，有16人被判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年6月2日被处决。

随后的其他审判是针对范围广泛的纳粹战犯进行的，从律师和法官到党卫军军官和德国企业家。

在随后的12次纽伦堡审判中，总共有人受审，其中12人被判处死刑，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77人被判处不同长度的有期徒刑。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他们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并且表现良好，因此缩短了几项刑期或将罪犯全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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