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杀人只是一份工作最后守卫柏林的,竟

柏林正在燃烧。经过五年多的战争，纳粹大肆吹嘘的“千年帝国”终于要结束了。但痛苦还没有完全结束。当苏联红军无情地挺进市中心时，数千名纳粹德国官兵正在负隅顽抗。一名军官试图通过爬上电线杆来更好地了解敌情，却被打死。墓碑上的名字写着“佩尔·索伦森”。他不是德国人，来自丹麦。在一队垂头丧气的战俘中，一名喝醉了的苏军士兵把一名男子从队伍中拉了出来，当场枪毙。这名男子也不是德国人，他是法国人，他的名字是罗杰·奥尔伯特-布鲁内特。

在最后的绝望时刻，第三帝国得到了从欧洲国家招募加入武装党卫军的顽固志愿军的保卫。但是这些丹麦人和法国人是谁，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站在希特勒的前线的呢？

当希特勒在年派遣德国国防军入侵并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时，一支人数不多但象征意义巨大的新部队出现了。这就是武装党卫军。他们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希特勒和其他高级纳粹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常发生的暴力街头政治中免受身体攻击，后来在希姆莱的领导下，他们演变成了只对党和希特勒本人负责的“特殊目的部队”。

当时，在一支远远超过个师的德军中，党卫军只有两个师，一个旅和几个独立的团，但希姆莱和他的伙伴戈特洛布·伯杰有宏伟的扩张计划，但是却被德国国防军限制。因此伯杰的解决方案是把目光投向德国境外，既有外国德裔，也包括那些被认为是“种族可接受”的人群，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和佛兰德比利时人。有趣的是，英格兰人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凯尔特人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则不行。

数千名志愿者挺身而出，其中许多人支持自己国家内的极右翼政党，大多数新兵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与德国并肩作战，纳粹会给他们一个自己的国家。年入侵苏联刺激了招募人数的激增，因为反共分子急切地从被占领的国家各地征召入伍，并建立了新的部队来容纳他们。志愿者往往集中在他们的国家军团或指定的编队，如党卫军-维京师。这些党卫军通常只在东线服役，伤亡惨重，志愿者们参加了战役中一些最痛苦的战斗。

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党卫军神圣不可侵犯的种族标准被抛到了另一边。南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乌克兰人，都补充进了党卫军，编成了新的师，专门对付游击队。到年底武装党卫队的规模翻了一番，而在年数量还在增加。就党卫军当局而言，原来首批参加党卫军的西欧人已经在俄罗斯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他们的部队升级为新的师和旅。

在列宁格勒周围的激烈战斗之后，德军撤退到爱沙尼亚，并在纳尔瓦河和两岸的双胞胎赫尔曼斯堡和伊万戈罗德堡垒附近建立了防御阵地。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战斗将拉锯战，直到七月下旬达到高潮，那时有如此多的非德国部队参与，这场战斗被称为“欧洲党卫军”的战斗，尽管他们在总体上一直是少数。诺德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在那里，“尼德兰”的荷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在那里和苏联红军战斗。

即使在年纳粹领土缩小的时候，武装党卫军的人数也在增加，又增加了19个师，尽管大多数都是名义上的师，几乎没有战斗价值。那些“老牌”武装党卫军师--“警卫旗队”师、“帝国”师和“托滕科普夫”师等仍然是顽强的对手，但随着西方盟国和苏联的包围柏林，这些战斗力强大的党卫军师都在很远的地方例如奥地利作战。那些离柏林最近的党卫军武装部队几乎都是由西欧志愿军组成的。

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的苏联红军奋力向前。幸存下来的数百名法国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发现自己成了柏林防御的中流砥柱，保卫坦佩尔霍夫机场附近的城市东部。战斗非常激烈，丹麦人、挪威人和法国人进行了反击，然后被击退。瑞典人埃里克·沃林回忆称：“苏联红军的坦克部队没有限制，很少看到步兵。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与我们对抗的苏联红军部队只有坦克、突击炮和喀秋莎火箭炮！”

在燃烧的建筑物和瓦砾中，法国掷弹兵赢得了近距离摧毁苏联坦克的声誉，三人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希特勒自杀后，年5月2日，赫尔穆斯·魏德林投降。一些外国志愿者决定在投降后逃跑。挪威人比约恩·林德斯塔德认识两个这样的人：“挪威兵团的两名装甲掷弹兵，拉奇·索加德和卡斯珀·西文森德。索加德在柏林被俄国人俘虏，但在苏联警卫喝醉后设法逃脱，并安全抵达英国大使馆。至于西文森，他在地窖里躲了一个星期，靠偷来的食物为生，渴了就舔滴到地窖角落里的水。

汉斯-戈斯塔·皮尔森和埃里克·沃林是为数不多的瑞典党卫军中的两人，他们也成功脱险。他们听说在维滕贝尔格的易北河上有一个官方过境点，供试图回家的流离失所的外国人使用。这两名男子长途跋涉来到现场，时而躲避，时而虚张声势地通过红军几道检查站，假扮成意大利难民，偷渡到一艘渡轮上。当们到达对岸时，迎接我们的是欢声笑语的英国士兵，他们说：欢迎回到文明世界！

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回到家的志愿者都被逮捕、审判并被判通敌罪。即使到了今天，他们仍然对此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几乎没有做错什么。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呆了几年，还有一些人被处决。几十年过去了，只有几个人幸存，现在已经90多岁了。几乎所有的志愿者自己都否认参与了谋杀，并声称他们只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士兵。还活着的丹麦人马格努斯·穆勒说：“我怎么看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是你的敌人，杀死他们只是一份工作，仅此而已，一份工作。要么你杀了他们，要么他们杀了你--这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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