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统下文明与文化的对立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是理解德国思想脉络的重要线索之一。《文明的进程》中着重描述的德国思想界中这一对立并非埃利亚斯首创，而是德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法国是一个很早完成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甚至开始以殖民或文化输出的方式对外扩张；法国文明带有很强的扩张性和普遍主义特征。德意志并非被征服，而是从自身民族性上产生了“文化”的概念与英法为首的“文明”产生了对立。这个对立如此之强，以至于从德国的封建时期到20世纪这种对立都一直存在，这对概念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确立自我位置的重要方式——“在德国，文明和文化的对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它存在于一种氛围之中。这一对立的概念表现了德国的自我意识”（埃利亚斯，:98）。这一对立一方面在观念的角度上形塑德意志对于自身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结构的变化，民族、阶级的要素也被加入到这一场对立之中，这一概念对立也会超越观念的范围本身。本文便要梳理三本书中“文明”与“文化”这条线索。

一、起源与社会结构

“文明”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十八世纪的宫廷社会之中。密拉波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它被用来形容一种彬彬有礼的、懂礼貌的状态（埃利亚斯，：-）。“文明”的行为状态与法国的宫廷文化密切相关。埃利亚斯洞察到了这个概念的产生与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国，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出来了一个旺盛的宫廷社会，廷臣为国王服务，打点这个国家；发达的经济催生了一个富裕的市民阶级，他们也同时构成了法国的中产阶级。宫廷社会的大门向市民社会敞开，许多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服务王室的途径进入到宫廷社会，在国王身边发挥作用，甚至左右法国的政策。比如，伏尔泰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法国王室的座上宾，在法国占据重要地位的重农主义就是由这里来自市民社会的官员支持的。

伴随着市民社会被宫廷社会吸纳，宫廷社会的贵族礼仪和生活习惯就会传播到市民社会之中。在中世纪，骑士被吸纳成为廷臣，宫廷贵族代替了武力贵族。“礼仪”“礼貌”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在十六、十七世纪人们夸赞一个人为“懂礼仪”，到十八世纪叫做“有教养”，直到十九世纪“文明”被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文明”其实是一个从原始到先进的扩张过程，它的对立面其实是“落后”，即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中的原始位置；文明从政治、经济、制度、器物等表现出来。

德国产生了“文化”这个与法国的“文明”相对的概念。与法国相似，“文化”的产生与德国的社会阶层状况具有紧密关联。德国的中产阶层并没有被吸纳入宫廷社会，他们是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等。他们兴起于科层制逐步在这个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教育成为了进入公职的条件，由此一批非贵族的精英产生了。Ringer所构建的“知识分子”（mandarin）的理想类型其实指的就是这批人。欧洲上层以宫廷社会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德国的贵族很快以法国宫廷礼仪为时尚。他们推崇法语，瞧不起德国本土的文化，腓特烈大帝就表现出了对法国的强烈偏好。但是，德国的宫廷社会对中等阶层是关闭的，德国没有文人参政的传统。在贵族眼中他们是平民，在平民眼中他们是贵族。处于这样的特殊地位，德国的知识分子深刻感受到了以英法为代表的、带有普遍主义的、具有扩张性的“文明”概念与自身境地的强烈不适，他们认为这样的“文明”只是繁文缛节，政治经济只是表征，而非实质；他们诉诸于德意志的诗歌、宗教等内在精神生活和民族精神，认为这些本质性的精神追求才能根本区别于肤浅的“文明”。德国许多文学作品表现了这种差异：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犹如形式和内容、现象与实质。在注重事物的实质方面，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达到了一种纯粹的地步。相反，对人的看法，在这个国家却只注重形式和流于表面的东西”；“德国人或者是为了自己生活，而英国人活着则是为了显示自己。德国人活着是为了自己，而英国人或者则是为了别人（埃利亚斯，:97-98）。

商人问：你能给我什么？英雄问：我能带给你什么？英雄散尽家财，牺牲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他人。商人讲“权利”，英雄讲“责任”（Ringer，:）。

法国人面对文明发展过程趋于形式化的危机，以“虚假文明化”的概念温和地批评之，但是这不如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之深刻。德国的知识分子将“文化”看作人的精神和个性、本质，而非形式、外表。这种对立构成了德国对法国深刻的刻板印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和“文明”对立概念的提出在特定的社会阶层的背景之下，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文化”的概念也会在德国遭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二、教育与教化：教育理念的对立

德国知识分子的主要阵地在大学。他们对“文化”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育理想中。Ringer强调理解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差异的主要方法是看德国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的批评（Ringer，:85）。英法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把知识同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德国的知识分子反对英法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泛化的功利主义，反对技术的弥散和把经济行动凌驾一切的观点。在德国，最早存在着教育（Bildung）和教化（Kultur）的差别。教化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一种个性；通过感受和理解培养出人的精神实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整全性的人格。这个差异同时体现在KarlJaspers在教育（education）与教授（instruction）的区分中：教授意味着知识的传递，但是教育则是对人整个个性的塑造和民族性的塑造（Ringer，:86）。在十八世纪，教育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它不仅仅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习得，背后也包括了一套关于学习过程的想法。“教养”（cultivation）含义从宗教方面的精神修养，到现在与文明相联系的理解。

知识分子用“纯粹的学习”（purelearning）抵抗虚假的文明概念。这种关于学习的方法来源于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按照浪漫主义的想法对大学学习的构建。保留了人文主义对于大学的构想，他们对“学术”（Wissenschaft）的构想不同于英法传统的“科学”（science），而是将其看作人文学科，讲求学术工作内部的纪律性。他们讲求非实用训练的作用，在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个性和民族性。

纯粹学习的理念是对从英法而来的启蒙运动后实用教育与学习的反应。纯粹的学习其实也并非凭空产生，从德国的哲学源流传承而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教育不同状态的划分是“文明”与“文化”对立的延续。其次，这种学习模式本身具有极强的阶级性，这是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特定阶级的教养模式。知识分子阶层的学生在大学之前会首先接受gymnasium的训练，gymnasium作为大学的预备学校教授人文主义的、最不实用的知识，为他们在大学学习哲学等学问、进行“纯粹的学习”做准备。当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受到冲击的时候，这种教育理念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我将会在下文体现。

三、普遍主义与民族个性的对立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也反映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普遍主义与民族个性的对立之中。在梅尼克看来，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差异就是典型的基于政治文明和共同体的政治民族和基于信仰、精神而形成的文化民族的差异。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国家的真理，“这种真理起源于年精神，起源于民族自决与民族主权思想，亦即相信：国家民族能够自行确立政治法则，并自行把握政治命运”（梅尼克，：5），这个进程以扩散的方式从英法到意大利再到德国。来自于法国的国家观念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与当时民族分离、缺乏中央集权、却有共同文化源流的德意志民族的情况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德国的知识分子就在尝试解决民族的个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

首先是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之间的关系，背后是政治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会对原有的文化民族观念存在挑战。其次是德意志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各民族的个性与民族精神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如果存在普遍的德意志精神那么各个民族的个性如何保全。赫尔德就提出了关于民族的构想，他把德意志民族看成文化民族而非政治民族；他眼中的民族文化类似于有机体，民族像植物一般从土壤中长出。他带有着早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洪堡在法国生活多年，他直接受到了法国普遍主义的观念冲击，但是却对此很慎重；他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发掘个性，洪堡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背后就是世界主义。随后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秉持世界主义的理想，但是他们希望将国家和民族的个性与普遍主义做着融合。诺瓦利斯提出的是一种宗教-教会式的方案，施莱格尔则是在一种自然法-民主式的世界共和国理想。早期浪漫派中的世界主义是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到了政治浪漫派的时期，国家浮现了出来。最终在费希特完成了这个转型，他将德国的民族精神与普鲁士的个性结合，各民族的特性恰恰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持续不断的动力，他寄希望于以邦联国家的形式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表现。费希特的观点其实是德意志精神和国家实体构建的起步，历史的进程最终由俾斯麦来完成。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让普遍性与个性的张力在德国成为一个被持续思考的问题。同时这条线索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德国学者关于民族国家的理念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观念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面对其他文明的问题。

四、挑战与应对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与德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阶级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认识。“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国别的刻板印象，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文明”，它具有扩张性，而且最先从器物、制度、技术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知识分子可以固守“文化”的阵地，但是面临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扩张，他们该何以自处？Ringer的研究就在回应这个问题。

德国的学术界从年起备受挑战。德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工业化带来了无产阶级，原有的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机械时代来临；国家对教育体制的控制增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被吸纳进入国家的计划之内；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科层制随着现代国家兴起成为一个普遍的管理制度，教育与职业关系密切，民众对实用主义的教育需求提升；最重要的是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标志着德国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这些深层的社会结构改变让知识分子们在封建时代关于教育和国家的理念都难以为继，同时他们还要不断经受诸如社会民主派、共产主义思想等其他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思想的冲击。最根本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改变，他们从一个底层和上层贵族之间的重要的中间阶层，变成了在工业化国家中代表着传统容克地主阶级的某一个社会群体。

面对社会变迁，大部分知识分子秉持保守主义的观点，想继续维持知识分子的理想，Ringer称他们为“正统派”（orthodoxy）；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学者意识到了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必须部分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才能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及其价值在这个时代继续保持影响”（Ringer，：），这一派被称为“现代主义者”（modernists）或“适应主义者”（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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