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者施穆勒,他的经济理

前言

德国新历史学派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修正旧历史学派的某些传统观点而形成的学派。它与旧历史学派不同之处：第一是不象旧历史学派那样急于求得普遍适用的结论，而是从历史的综合阐述出发，依次前进，以达成特定各个时代各民族的经济状态的专门研究。

因此不再象旧历史学派完全否定经济规律的存在，承认经济生活有它的规律性，只是怀疑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否能发现这些规律。同时重视历史的这一特点也使此学派在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真正作出不少成果。第二是注意历史统计资料的研究，自称为“历史统计方法”，但并未总结出什么科学的规律。

施穆勒的主要经济观点

第一是否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他早年否定经济规律的态度象旧历史学派那样坚决，晚年虽稍有变化仍持一一定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否定有普遍适用的客观经济规律。施穆勒曾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村落、都市、领地、国民和世界等五大经济阶段，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使此划分是正确的，也违反了他自己的基本观点。

第二是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的决定作用，反对古典经济学把利己心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并指出连旧历史学派也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他将生产、分配、分工、交换乃至工资均看作是伦理范畴。他在年刊行的一本小册子中，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要求各阶级共同遵守法律，以保证社会的发展。

第三是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比各阶级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关系，国家正是此关系的体现。因此，必须扩大国家权力，以臻进社会的文明和富裕。此观点在理论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阶级斗争学说，事实上是为德国的霍恩若伦王朝服务。

施穆勒将经济史和经济统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组成部分的主张，曾引起一场方法论上的争论。他的《国民经济学大纲》的体系也十分混乱，而每一项目也较少理论分析，主要作历史和统计的论证。因此，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也称它为“大杂烩”。

施穆勒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

虽然如此，在当时的德国仍以新历史学派占统治地位。年施穆勒曾联名发起成立“社会政策协会”，后来历任该协会主席达二十年之久。俾士麦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和专卖政策，就以施穆勒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为借口。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受新历史学派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就是一些留学德国返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仿照“社会政策协会”的模式而建成，后来放弃新历史学派的思想模式才改走英美一般经济学的道路。在英国虽然以新古典经济学占垄断地位，仍有经济史学家为阿希勒（WilliamJamesAshley）等作为新历史学派的同盟者。

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布伦坦诺（LujoBrentano）、瓦格纳和克纳卜等。布伦坦诺主要论述工会问题，曾写过一部《英国经济史》，瓦格纳和克纳卜名义上属于此学派，而他们的基本观点不完全同施穆勒相一致，他们两人在另一学术领域各有其独立的理论，我们在后面另行介绍。

较年青的一辈为桑巴特（WernrSombart）、韦伯等。桑巴特是施穆勒在柏林大学的继承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反马克思主义者，以《现代资本主义》一书而闻名于世。韦伯的著作具有较强的社会伦理性质，与其称他是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社会学家。

瓦格纳（AdolfHeinrichGotthelfWagner，～）在大学时代学习法律，后来研究经济、财政、统计，曾任汉堡、弗利堡和柏林大学教授。后来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曾任基督教社会党首领，任满后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于学术研究。

社会政策协会

瓦格纳在年施穆勒和门格尔的方法论争论中，对双方的观点均不赞同，主张既要重视历史统计方法，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规律。年，他与施穆勒和布伦坦诺共同发起成立“社会政策协会”。由于协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经常在讲台上宣扬他们的社会政策主张，故被称之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后来他进一步宣扬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由国家干涉私有经济，只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但不是代替私有经济；通过劳动立法调处劳资纠纷；并运用财政政策来限制私有经济。他甚至将俾士麦实行的工业国有化措施和劳动立法均说成是实行社会主义，因而受到了恩格斯的批判。

在政治上他虽甚为落后，但在经济理论领域尤其在财政学方面却有其贡献。瓦格纳的货币和银行的著作对英国的银行信用理论和李嘉图的利息理论在德国的传播具有不少影响。维克塞尔提到德国经济学家时曾列举瓦格纳，可能还受到他的某些影响。

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瓦格纳被公认是其建立者。他在财政理论方面的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他批评亚当·斯密的租税四原则，并另立一组原则以为代替。斯密的四原则一向被视为金科玉律，到本世纪初还有许多英美学者笃信此原则。

瓦格纳的批评意见在其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已经提出，不论其意见是否正确，确是独出心裁。其次，他首次主张以租税作为财政再分配的工具，以降低贫富分配之不平等。此观点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意义，在现代财政理论和实践中已成为被普遍公认的原则。

最后，瓦格纳指出：国家活动和公共活动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因而公共经费也将愈来愈庞大。这一观点现在被称为“瓦格纳公共活动渐增规律”或简称“瓦格纳规律”。总之，他预测国家职能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有持续增长的趋势。这在现代世界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结语

克纳卜运用货币的发展史事来为他的理论辩解。他把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历史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度量型，二是票券型，三是转账型。他说，最后的转账型支付手段到现在尚未流行，毋庸考虑。在度量型支付手段时代，每一支付手段的单位价值，在每次转手时，均须对它的实体的量和质进行度量后才能确定。在票券型支付手段时代，每一支付手段的单位价值，已由国家法律予以规定，不必要在流通中再进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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