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政治的相逢二十世纪普通德国人的体验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美)康拉德·H.雅劳施/著王晨/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

当人们开始战争时，往往会颠倒行事的顺序：先行动，直到痛苦了才开始思考。

——修昔底德

康拉德·雅劳施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是一部关于-年间出生的德国人，即所谓“魏玛一代”的群体传记。其史料取自数十位老人的晚年回忆录或自传。作者从个人的回忆与经历出发，回顾惊心动魄的政治史，犹如通过老树的年轮去重构它曾经历的风雨。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描述他们战前的童年与少年，战时的青年，和战后的生活。

解释学是史学的基本方法。狄尔泰极重视自传的价值，因为再体验（Nacherleben）是切入体验的最直接途径，自传是对生命的最贴近反思。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指出：自传不仅是史料的内容来源，这一形式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传是将“我”的从生到死的经历把握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处理的是我与世界的关系，其意义是多样的：自传可以是战士的最终和解，也可以是不甘者的存在之证明。传主们将自己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不仅是群体中的一员或潮流中的浮沫。历史意识同时也就是超越的意识，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自觉地将自我置于变动的历史中，也就获得了从洪流中探出头来的视角，从更高处俯瞰自己的一生。

在作者选取的八十人中，有六名历史学家和三名文学或日耳曼学家，远超这些职业占总人口的比例。一个人是否擅长反思的性格特征在一生中有较大的稳定性，因此本书所选样本虽然控制了阶层、性别和地域的比例，力图全面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些人在性格和智识上却是较认真的人。将此书的样本群与“平均人”区别开来的还有战后的人生历程：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生活与事业还算满意，这样的人无疑比不如意者更愿回顾一生，对待历史的态度也通常更为坦率宽容，尤其是在晚年将死之际。

群体传记（prosopography）作为史学方法，最早出现在对人物数量有限的统治集团的研究，它要求框定一个数量适中的群体，研究其生平经历中的共性和相互关系。举一典范：刘易斯·纳米尔对乔治三世早期政治史的群体传记研究认为：彼时的英国议会中不存在党派意识形态，真正起作用的是私利和人际关系。传统政治史的鼎盛过去之后，政治史研究必须“下渗”，将统治集团的历史细化为公务员们和士兵们的历史，在这个阶层，个人的意志力量有限，庞大的结构笼罩一切，群体传记学也越发难以适用。

这本《破碎的生活》则代表一种迎面而来的趋向，即生活史的“上浮”，将日常生活与宏观的政治史相连。弱者和无权者通常只在生活史中被纳入视域中心，因为只有生活史关心受力者的生活状态，而非旨在探究施力因素的因果解释。生活史中的人物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也正因为日常（Alltag）总是“庸常”的邻居，几千年来的严肃学问多轻视日常生活。现代哲学的一大变革即是令其敞现为意义的发生场所：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价值目的，成为批判技术与系统的基础；另一方面，未经反思的日常话语也必须接受批判，使意义免受意识形态的遮蔽与干扰。这两个方向的反思构成了《破碎的生活》的双重主题。此书的主角们都将自己置于极权主义与战争的大背景下，去回忆自己的遭遇并反思责任，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普通人自传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

当我们谈论政治，总是会不自觉地引入道德。探究政治影响与归因的历史常有较明晰的道德色彩，丘吉尔和希特勒的道德对比几乎是绝对的。正如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必须对世界负责任，而小国可以在夹缝中摇摆；生活史中那些历史影响力甚微，却承受着历史之影响的普通人，其故事的道德因素也要弱得多——所谓恶行，也就是男人在饥饿时偷面包，女人在穷困时出卖色相而已，总不能说悲惨世界是这些人造成的。然而《破碎的生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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