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美力推最低税率本质仍是美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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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联邦债务飙升，甚至已经超过经济规模。为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推进全球最低税率，也就不足为奇了。四年前，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要减税；四年后，美国时任总统拜登要加税。但不管加税还是减税，他们都致力于要把税收留在美国，其本质也仍是受“美国优先”的狭隘战略思维所支配。当地时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发布公报称，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历史性协议，二十国集团支持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等措施，并呼吁更多国家未来加入磋商。美国方面对该议题的协调可谓“格外殷勤”，多次提出“希望走得更远”。尽管美方始终标榜希望以此改变跨国企业税基侵蚀，但也需看到其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年12月德国与法国联合发布在经合组织框架下推动全球最低税提案的声明以来，一项全球反税基侵蚀方案（GlobalAnti-BaseErosionProposal，GloBEProposal，以下简称“GloBE”）应运而生。此次可以说是方案取得共识性的巨大进展。经合组织对于设定最低税率的设想由来已久。早期，经合组织通过出台转让定价指南等指引，指导各国落实转让定价等反避税制度，但具体实施仍有赖于各国自己，实施效果难言成功。年，经合组织发起反有害税收竞争行动，采取了黑名单等惩戒措施，依然效果甚微。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得到了二十国集团国家的背书，其中既有对现行转让定价规则、税收协定的修订，也有新的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包括国别报告、多边公约等。但BEPS对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修补仍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经合组织于年再次发力，发布了两大支柱改革方案，在第二支柱提案中，提出当前跨境所得税面临的巨大挑战，即BEPS行动计划无法解决各国税制差异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入了全球最低税改革方案，希望从根本上消除跨国纳税人向“避税天堂”进行利润转移的避税动机，在实施机制上也建立了覆盖范围更广的包容性框架。但必须承认，国际社会始终对GloBE方案的设计初衷及其内在规则的设计方案持不同态度，且由于缺乏多边协调机制，各国基本上“各自为政”，对整体方案推动有限。今年6月份，G7集团就该议题达成初步协议。必须看到，这种“突破”和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有着深刻的关系。事实上，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在避税方面“收益”一向最大，美国早就在反避税上想了许多办法。自年里根税改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低税管辖区堆积了大量的所得。保守估计，其规模不会低于2.8万亿美元。美国的反避税系统包括与境外控股避税相关的三项制度：受控外国公司（F分部）制度、全球无形低税所得（GlobalIntangibleLow-Tax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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