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李可染家讨画,跟着黄永玉春游

大雅宝胡同甲2号堪称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段传奇。这里曾经是徐悲鸿重组国立北平艺专时的教师宿舍，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

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大杂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彦涵、张仃、蔡仪、范志超、祝大年、吴冠中、丁井文、黄永玉、张梅溪、袁迈、柳维和、程尚仁、孙美兰、常濬、万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周令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按入住时间排序）等几十位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有很多经典作品就诞生在这个狭小的院子里。

图文/张郎郎嘉德艺术中心

这个“文化大宅门”背后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张仃先生的儿子张郎郎曾写过一本《大雅宝旧事》（中华书局，年），其中有一章专门回忆了这些先生的日常趣事，现摘录如下。

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

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对了，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江丰受此影响，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拋弃这些日薄西山的老朽东西。他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

那是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还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都能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为了让原来画国画的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也就是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

张仃，《苏州妇女》，33.4x43.5cm，图片由张仃美术馆提供

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明确规定就是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都一起画模特儿，真够难为他们了。当然，这和若干年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相比，还是容易一些的。

当时，为了让中央美术学院整体更好地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些有造型基础的教授们，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像董希文先生、李宗津先生、蒋兆和先生、宗其香先生等，还去了中南海给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等样板人物画素描头像。

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就是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的困境，其实也是在思索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张仃，《霸王别姬》，34.5x36cm，图片由张仃美术馆提供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那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

李苦禅，《鱼鹰图》，x69cm，年

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为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争得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初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技法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的第一诗人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送去了新疆。

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回国不久的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的意境、新的技法，也是寻找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轰动了中国美术界。但对我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开。

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儿，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

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黄叔叔搬来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跟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

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我们都去过那个地窨子，那里边散放着收集来的字帖、画卷，也有自己的笔墨等等。后来，东德的总理来探访过可染伯伯，送给他许多精装的画册。好像这以后，地窨子才放了书架。

大雅宝的孩子们都喜欢疯玩儿，但同时又着迷于“神秘”。像小宝家的地窨子，黄叔叔家的美国短波收音机，像我们家在修房的时候，地下也起出来过电瓶、电线、战刀等军需物品。所以，孩子们之间一会儿传说，这里原来是日军的一个秘密据点；一会儿又传说，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活动中心。连这么个院子，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么多神秘的东西，也许就是这些孩子的想象力太强了。后来，我进了育才小学，在先农坛，那神秘故事就更多了。可能多数孩子在心理层面上是“喜神秘、好幻想”的，大雅宝孩子的想象力，超群翱翔奔逸，生活里外都是童话。长大了以后，见天如每面对现实倍受磨炼，就失去了这些能力。

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一夜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每天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们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去了。

我看见黄胄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黄胄先生就送给沙贝、沙雷哥儿俩一人一张“黄胄驴”，当然，画面上还有维吾尔姑娘、打猎的狗等等。这两张画，也先后挂在他们家墙上。董先生或许看了这些水墨画以后，也想自己玩儿一把，就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一度也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沙贝神秘地告诉我，这张高丽纸可不是一般二般，这是乾隆年间宫里账房用的。沙贝他们家西墙，简直就是一个美术之窗，如果那时候每过几天拍他一张，放到现在出一本画册，简直就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历史见证了。可惜，我们都没那个远见。

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就摊开淡黄色的毛边纸，用不透风的浓墨写下来拳头大的字。怪不得妈妈说，他老人家写的字有分量呢，后来沙贝告诉我，可染伯伯最喜欢颜鲁公的《大唐中兴颂》，他的字是得到了真传。

可染伯伯写完了，用另一张纸轻轻拍了拍，就卷起来让我拿走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嘛，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爆搓了一顿。

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经常是深色西服套装，黑丝袜，每天还化浓妆，画口红，那年头儿属于稀有动物。她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人说，她名叫范志超，可是没人去研究，人们还是叫她范先生，省事。

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我一下子摔了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匍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来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胡说八道，没想到，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

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地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

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先生，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几个差不多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们的爸爸常濬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

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那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叫彦冰，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是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叫“严冰”；弟弟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彦冰、董沙贝、张郎郎、程芙山、袁骢、袁骥、李燕、黄永玉、李琳）

后来黄永玉先生搬来了，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

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

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大调整了一番。

杭州的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当时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展览中写作程芙山）。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混小子。

……

你算算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个院子有多少个孩子？二三十个。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我又是其中最快乐的人，因为我见过许多他们没见过的事情，似乎都记得，似乎又记不大清。他们也见过许多我没见过的事情，他们比我懂得在北京怎么玩儿，怎么髙兴。我比他们知道许多大人奇怪的故事，那些都属于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w/4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