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托施瓦兹谈博索纳罗主义与巴西文化

罗伯托·施瓦兹（邵仄炯绘）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Schwarz），生于年，巴西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被佩里·安德森誉为“继阿多诺之后最出色的辩证批评家”。英译著作有《不合时宜的观念：巴西文化文集》（MisplacedIdeas:EssaysonBrazilianCulture,）《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AMasteronthePeripheryofCapitalism:MachadodeAssis,）《两个女孩：批评文集》（TwoGirls:AndOtherEssays,）《给胜利者，土豆！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TotheVictor,thePotatoes!:LiteraryFormandSocialProcessintheBeginningsoftheBrazilianNovel,）。以下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克劳迪奥·莱亚尔（ClaudioLeal）采访，以“罗伯托·施瓦兹说，博索纳罗主义导致的新落后让我们再次嗅到了年的气氛”（Neoatrasobolsonaristarepeteclimade,dizRobertoSchwarz）为题，发表于年11月15日的《圣保罗页报》（FolhadeS.Paulo）。第二部分由布鲁纳·黛拉·托雷（BrunaDellaTorre）和莫妮卡·冈萨雷斯·加西亚（MónicaGonzálezGarcía）采访，以“文化与政治的过往今昔”（Culturaepolítica,ontemehoje）为题，发表于《南方人：智利拉美研究学刊》（Meridional:RevistaChilenadeEstudiosLatinoamericanos）第十一卷（年10月-年3月）“巴西与文化研究”（Brasilylosestudiosculturales）专号。《新左评论II》（NewLeftReview）第一二三期（年5/6月刊）以“博索纳罗治下巴西的新落后”（Neo-BackwardnessinBolsonaro’sBrazil）为题，刊发了两篇访谈的英文版，由马克斯·施泰因（MaxStein）翻译、注释，罗伯托·施瓦兹本人对译文作了修订、补充。《上海书评》经授权翻译发表这些内容，中文版译自英文版，并参照了葡萄牙文版。

在访谈中，施瓦兹讨论了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崛起，与巴西年军事政变之间的异同。资本是不是又一次在这个国家最反动的势力加持下，推动现代化方案？施瓦兹还回顾了长期绵延于巴西的政治与文化的矛盾：从安德拉德的食人诗、马查多的小说开始，历经热带主义音乐和格劳贝尔·罗恰的电影，直到现在。

一

您曾说，年的巴西军事政变犹如“被现代化驱逐的一切的巨大复归”（《巴西的文化与政治，-》[CultureandPoliticsinBrazil,–]，载《不合时宜的观念》）。您会用同样的话来描述博索纳罗的胜利吗？极右翼回潮是否也表明，在这个国家执政了二十年的社民党（psdb）和劳工党（pt）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

《不合时宜的观念：巴西文化文集》，[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英]约翰·格雷德森编，Verso，年7月出版，页，14.99英镑施瓦兹：年博索纳罗的胜利与年的政变之间确实有相当的共性。二者都是公开支持资本的计划，通过动员不满文明的自由（liberal,liberais）航向的、巴西社会深处的倒退势力（regressivedepths,fundoregressivo）而成功上位。在赋予这些反现代情绪以政治领导角色，作为对部分选民的某种补偿时，资本的军师们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不惜放手一搏——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经典的例子便是德国在年代的一百八十度反启蒙大转弯。德国的大资本家们释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进程，到最后，已然分辨不清哪一方会被另一方吞噬。现在值得重看维斯康蒂的《纳粹狂魔》（TheDamned），博索纳罗可能不会到那一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尝试的意愿。年是一次军事接管，是一场选举。尽管很难承认维护独裁、攻击成功的社会改革能够赢得选票——但它们确实可以。社民党和劳动党哪里做错了？以至于它们竟为极右翼开出了一条道？形形色色的解释不绝于耳，其中包含了政治对手彼此的攻讦。如今博索纳罗主义则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都是国家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共产主义的可怖例证。如是指控无疑诞妄，但即使如此，它未尝不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社民党（曾经的巴西民主运动，简称mdb）和劳工党在年代再民主化的历史时刻崭露头角，将纠正和弥补独裁造成的“社会赤字”作为其政纲。于是，在当时，国家的角色便是包容被排斥者，提高可怜的最低工资，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以便创造出一个得体的、更加团结（solidaristic,solidária）的社会。从选举的角度看，这些都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战斗号角，仿佛接下来两党将享有几十年的领导权。然而……

卢拉（-年任巴西总统）在年参与创建了劳工党。抛开两党肯定犯下的各种错误不谈，有一个更为悲观的假说可以解释这次右转。曾经一系列向前赶超的势头，一度让人以为巴西终于跻身第一世界，如今这一势头或许达到了其限度——至少如果它仍然处于为保护既有秩序利益而设定的边界之内的话。当有利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商品繁荣的局面烟消云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便不复存在，这打断了国家整合的进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普遍乐观的氛围。随着时代潮流发生逆转，一些出其不意的骇人花招，辅之以社交媒体的宣传技术，将民众的认可改造成了嫌恶。在缺少任何政治组织深化民主，或者说，深化对集体性本身的社会反应（reflex,reflexo）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先前从现有政策中获益的人，因为晚近产生的不满，可能重新权衡他们的位置，把筹码放到相反的一边。在增长停滞的语境下，他们试图捍卫既有所得，转而以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心态面对未来。运气好的话，这样的决定或许会在未来发生反转。

年10月28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在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社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MessiasBolsonaro）获胜并当选巴西总统。年1月1日，博索纳罗在国会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成为巴西第三十八任总统。在同一篇文章里，您还说，“在危机时刻，现代的东西和最陈旧的东西蝇营狗苟”。如今，博索纳罗集团的军国主义计划，和他的金融团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者得到了商业领袖和金融市场支持）和平共存，这是不是也印证了您当年的观察？施瓦兹：历史的情形遥相呼应，却并非如出一辙。年代，在依附理论的语境下，许多讨论都围绕“落后的反复”（recurrenceofbackwardness,reposiodoatraso），指向了巴西历史中的一个常数。在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也恰好就在这个国家为了适应现时代，似乎终于要克服其阶级关系的极度不平等的时候——一个退步现代化（retrogressive-modernizing,modernista-passadista）的方案就会出现，允许资本主义一路向前，而社会则继续沉溺于老一套的不平等。于是，巴西便没有能力，或没有欲望进行自我改革，转而依赖落后的资源，徘徊于“保守的现代化”。专制时期的热带主义（tropicalismo）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痛苦。（热带主义：至年巴西军事独裁下出现的反文化运动，主要在流行音乐领域，将嘉年华和巴萨诺瓦元素，与对迷幻乐和英美流行工业的借用结合起来；年，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Veloso]、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Gil]、嘉尔·科斯塔[GalCosta]等乐手发行了合辑——《热带主义，或面包和马戏团》[Tropicália,orBreadandCircuses]。——英译者注）

）似乎清楚的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博索纳罗主义复古计划之间的权宜联姻，我们正生活在上述历史的新篇章中。尽管如此，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不管怎样，在年，左右都许诺要克服不发达的状况，如今却再也没有人向往这样的视野了。与此同时，就倒退到落后状态而言，今天无疑变本加厉。五十年前，那些站在上帝、家庭、财产一边的，是现代化绕开的人们，是旧巴西的遗骸，即便他们成了胜利者，他们也感到自己不得不挣扎求存，抵抗消失的命运。就好像拖着一箱子过时观念的右翼会胜利，只是个意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正方向。即便先进的力量失败了，人们依然有可能——至少看起来如此——对进步的存在和未来下赌注，相信来日方长，终会时移世易。博索纳罗主义的新落后（neo-backwardness,neoatraso）虽然同样恶名昭著，却是不同的类型，它也远没有到灯尽油干的地步。政治的去世俗化，繁荣的神学，平民生活中的武器，以及对超速摄像机的攻击，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憎恨：这些都不是来自一个逝去时代的古旧习俗。它们是反社会的，却萌芽于当代社会的土壤，发轫于国家失败留下的真空。很可能它们会在我们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如此，我们，开明的（enlightened,esclarecido）我们，便成了遗骸。当然，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的灯塔也早已光彩不在。

您会怎么评价国家对戏剧、展览、书籍、电影的审查在巴西的复归？这些审查或是出于宗教理由，或是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压迫动机。

施瓦兹：据我所知，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卢拉、迪尔玛执政时期，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谈论审查制度。就此而言，我们成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其时，文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在国家支持下，按照自身的标准运作，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受到市场支配。从文化的立场看，这样的平衡差强人意，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比如今大行其道的威权主义-宗教干预要可取得多。

不过，在意识到这种堕落后，仍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化自由总带有阶级特权的烙印。抛开一些伟大的例外瞬间，[我们文化生活]主要都聚焦于追赶处在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时尚，而非清算我们周围的阶级不平等。因此，如果要在眼下的倒退中看到一个具有生产性的面向的话，那便是，当我们不得不与新宗教狂热、新威权主义、新半文化（half-culture,meia-cultura）短兵相接，我们可能也获得了一个历史机遇——抛弃未免肤浅的现代性文化，谋求更为实在的社会现实的实现（substantiveactualization,atualidadesubstantive）。举个例子说，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agnosticismo）站出来宣称其拥有城市权利的时刻。

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巴西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集中程度，在民主国家里是最高的。可与此同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拥趸，后者致力于将反抗不平等的斗争从公共议题中抹除。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施瓦兹：我想引用路易斯·费利佩·德·阿伦卡斯特罗（LuizFelipedeAlencastro）的一段话来间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赋予其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奴隶制遗赠给我们的，是对大多数人命运某种程度上的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这亦是今天富裕阶级所采取的策略的实质，他们自我隔离，创造了一个只有他们可以进入的世界，在那里，安全是私有的，教育是私有的，健康……”（《观察周刊》[RevistaVeja]，年5月15日）

二

您曾说，热带主义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deAndrade）的食人主义（antropofagia）同为第三世界美学方案（见施瓦兹：《彩虹色政治：变色的卡耶塔诺·费洛索》[PoliticalIridescence:TheChangingHuesofCaetanoVeloso]，《新左评论II》，第七十五期，年5/6月刊，页，该文是对费洛索自传《热带真相》[VerdadeTropical,年出版；英译本TropicalTruth,年出版]的思考）。该怎么理解您的话？您不觉得把安德拉德与热带主义相提并论，对他有点不公平吗？最终，他的“文化食人主义”（culturalcannibalism）可谓赤色的主义（dressedinred,vestiu-sedevermelho），并且，不论后面发生了什么，他的戏剧《蜡烛之王》（TheCandleKing）是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与外国资本联合的批判。（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巴西年代先锋派运动的杰出实践者，他的《食人宣言》[ManifestoAntropófago,]赞扬巴西“吞食”（cannibalization）其他文化，包括殖民者的文化。亦可参见施瓦兹在《巴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扫帚》[BrazilianCulture:NationalismbyElimination]一文中对食人主义的讨论，《新左评论I》第一六七期，年1/2月刊，83-84页。——英译者注）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施瓦兹：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食人”诗，从标题开始就是幽默的，诗歌诉诸的简单公式，散发着极简主义的魅力。在先锋派蒙太奇精神的感召下，位于诗歌核心的，是巴西古今代表性意象的鲜明对置（counter-position,contraposio），无疑，这些意象都是为了使对比活泼生动而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由此导致的高度不和谐（其中还带有几分愚蠢和荒唐），被视为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幽默寓言（allegory,alegoria）：它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克服其落后状态。诗人的艺术手段非常先进，充满了对欧洲革命文学的不恭，于是，这些作品便洋溢着一股乐观明快的情绪，甚至还好像承诺了一种愉悦的（即便说不上是乌托邦的）时间性的协作：三种不匹配时间性——前现代的、现代的、革命的——在诗歌里和平共处。四十年后的年，热带主义同样会把超古代（ultra-archaic,ultrapassado）和超现代（ultra-modern,ultramoderno）的东西结合，把遥远的过去和最新的时尚（derniercri）结合，或者更进一步：把取自古老父权制巴西的意象，和国际流行音乐的最新技巧混搭。它与奥斯瓦尔德式的食人主义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除了一点不同。在安德拉德那里，不同历史阶段的冲突是一个愉快的民族未来的许诺，在这个未来，历史和现代性被别出心裁、出其不意地融为一体；而在热带主义那里，如是冲突是民族荒诞和分裂的化身，体现出对于社会整合能力匮乏的局面束手无策，简言之，它昭示了历史性的失败会是我们的本质。就像卡耶塔诺·费洛索自己所说的，巴西流行歌曲最激进的时刻，也是它最伟大的悲观主义时刻。依我之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对于年社会-政治经验的一种有力的、充满嘲讽的形式化：其时，反革命势力再次巩固了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公，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对社会不公的蓄意重复结合起来。热带主义的意象类型（image-type,imagem-tipo）浓缩了这一非常令人不安的拉美经验：“进步”只是对落后的重演，而非超克。诗歌犹如药片，就像安德拉德的诗歌，但这次的药方，是无休止地堕入谬误，让人一眼望去，既嫌恶又着迷——这便是著名的巴西荒诞剧（BrazilianAbsurd,AbsurdoBrasil）。

《热带真相：一个关于巴西音乐和革命的故事》（插图版），[巴西]卡耶塔诺·费洛索著，DaCapo，年10月出版，页，19.99美元因此，食人主义和热带主义都是第三世界的美学方案，是对迟发现代化问题的回应——安德拉德在发展主义进程的开端，他的回应伴随着某种兴奋感，而当民族发展主义的远景貌似不复存在，卡耶塔诺的回应里便只剩刺耳的幻灭。不论是不是“赤色”，二者都积极捕获了历史的动能，这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辩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MagnusEnzensberger）说过，把不发达状态改造成艺术，要比克服它容易。这是个有趣的观察，但就像维尼休斯·丹塔斯（ViníciusDantas）指出的，第一世界的危机可能也更容易变成艺术。巴西电影界也在军事独裁时期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是年上映的格劳贝尔·罗恰（GlauberRocha）编剧、执导的《痛苦的大地》（TerraemTranse）。可以说，这部电影不光预言了第五号制度法（InstitutionalActNumber5,ai-5）治下军事统治的强硬化，还预言了切·格瓦拉在当年被杀，以及南锥体国家的军事政变——拜华府秃鹰计划（OperationCondor）所赐，这真可谓是“双姝并蒂”（sistered,irmanadas）。有一种观点认为，格劳贝尔塑造保罗·马丁斯（PauloMartins）可能受到了切·格瓦拉的启发——他那时正考虑与古巴合作，再拍一部关于阿根廷游击队的最后岁月的电影。您同意吗？

《痛苦的大地》海报施瓦兹：在我看来，《痛苦的大地》的焦点是年的危机，即巴西民主化的广阔进程被美国支持下的右翼军民破坏。这部电影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忘记，要归功于它面对左翼僵局时展现出的勇气和亢奋。影片中，实现这一自我反省的是保罗·马丁斯这个人物——一名渴望绝对（theabsolute,deabsoluto）的诗人兼记者，他在寡头政治下的富裕家庭长大，后来投身于人民的事业和共产党的战略行动。电影故意也是非常无情地让这个角色受困于各种难题（problematic,problemática），令他在色欲、革命、特权、党纪、死亡这些彼此矛盾的召唤中挣扎。最后一幕，手持机关枪的他，终于和死亡相遇。在希望、挣扎、激烈的政治分歧、矛盾、背叛、挫折之间，电影用场面调度向我们呈现了一段通往武装斗争的思想之旅。这段旅程当然是那个历史时刻的表征，但《痛苦的大地》之所以成就斐然，之所以如此的深邃、神秘，却有赖于另外一重维度。电影一开始，就有某种来自人民的通奏低音（basso-continuo）搅扰着情节的发展：那是梅斯蒂索（mestizo，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民众在击鼓、唱歌、跳祭祀舞，这些受压迫的贫苦人，远离白人的政治讨论，生活在别一种时间里。这便是《痛苦的大地》的热带主义面向：一边是电影的先锋派技术和现代情节，一边是在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的殖民关系里的底层（substratum,substrato），二者并置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这里悬殊的差异富含历史-政治意味，它把巴西和作为整体的拉丁美洲的现实，铭刻在了热带主义美学中，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小说则是对如是现实的另一种编码（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MariaMachadodeAssis]，–，著有约两百篇短篇小说和九部长篇小说，包括《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ThePosthumousMemoriesofBrásCubas,又译作EpitaphofaSmallWinner，“小赢家的墓志铭”，]《沉默先生》[DomCasmurro,]《以扫和雅各》[EsauandJacob,]——英译者注）。至于保罗·马丁斯和切·格瓦拉的相似之处，我也许是错的，但我真没有看出来。

马查多·德·阿西斯，摄于年左右。关于马查多：您不少著述都聚焦于这位伟大的十九世纪小说家。您曾说，他成功地塑造、合成了一个自身缺乏连贯文化史的国家的历史，而他所仰赖的是从欧洲引进的外国模型。其实，不单是巴西，拉美的共和国都面临类似的处境，它们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却继续从欧洲获取艺术、文化和思想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马查多的文学不仅是“巴西的寓言”，也包含了更广泛的拉美文化精英的倾向？施瓦兹：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对我们批评家而言总是一个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被视为巴西文学的异类。巴西独立后，文坛流行的是以语言生动形象（picturesque,pitoresco）著称的爱国浪漫主义，马查多的写作与这种潮流分道扬镳，因而对很多读者而言，它虽说不上是洋腔洋调、缺乏血肉，却似乎也少了点民族特性。马查多以牺牲历险故事为代价，对分析情有独钟，也指向了这一方向。而当同时代的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种族和气候造成的惨剧，他又似乎对新的科学精神颇为抵触。对那些作家来说，一部巴西小说如果没有异族通婚、热带风情作为佐料，就不够现代。尽管如此，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马查多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唯一具有普世意义的作家。这一悖论集中体现在了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deAndrade）所写的一篇并不公允，却颇为敏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看来，马查多任何长篇小说都进不了巴西虚构文学前十，但它却以这位同胞的天才为傲，因为他会被视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马里奥·德·安德拉德：《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文学的面貌》[AspectosdaLiteraturaBrasileira]，圣保罗，年）。今天，对于马查多小说非凡的社会和民族洞察力，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他的批评广度和美学现代性，就更不必说了。

《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杜克大学出版社，年12月出版，页，25.95美元这样的转变是缓慢地、逐步地发生的。年，奥古斯托·迈耶（AugustoMeyer）发表了一组短文，改变了讨论的图景（奥古斯托·迈耶：《马查多·德·阿西斯》[]，《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deAssis–]，里约热内卢，年）。原先那个端庄得体、温吞乏味、值得当权派为之鼓掌的语言大师销声匿迹，一个倒错的马查多，一名高度现代主义的（high-modernist）“理智怪物”横空出世，如今他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尽管他钟情古典，从不吝于引用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伊拉斯谟、帕斯卡或叔本华，但在这极度严苛的散文风格底下，其实隐藏着一个比谁都放浪形骸的先锋派作家。迈耶把马查多从传统文学官场的资辈里除名，置于时彦之中，这确实有助于其才华的彰显，但也使要理解他与巴西文化落后性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Candido）。在他对巴西浪漫小说的综合概述中（《主题与表达》[Temaseexpresso]，《巴西文学的形成：决定性时刻，-》[FormaodaLiteraturaBrasileira:MomentosDecisivos,–]，里约热内卢，年，-页），那个普遍主义的马查多形象——受到西方文学巨匠的影响，却对巴西当地的文学和现实漠不关心——遭到了挑战。与当代流行意见相反，坎迪多注意到，马查多曾仔细研究过，并且挪用了他巴西前辈们的作品。这些人多为二流作家，和他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他们却对他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闵雪飞译，中信出版集团，年7月出版，页，49.00元在被赋魅了（enchantment,magia）的地方色彩的旗号下，浪漫小说实施了一个文学收编计划，收编了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的不同地域、风俗和社会现实。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准社会志（quasi-sociographical,quasesociográfico）方案，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说传统。这些小说水平参差不齐，却满足了其时渴望民族认同且要求不高的公众的趣味。凭借卓越的批评慧眼，马查多能够在这些粗野的作品里看到另一种秩序的基础（substratum,substrato），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可能性——伟大文学的可能性——值得他继续探索。就像现代性的底片，它们用自己有待被克服的天真幼稚，反衬了现代性，指向一个隐匿的反面。人们可能没想到，浪漫的地方主义，那些亲切琐细的人事，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即巴西特有的、混合了自由主义和蓄奴制的恩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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