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记第一届中国德国史

年7月16日至19日，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德国史研究青年论坛在线上顺利召开。

本届论坛以“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为主题，旨在促进中国德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和后备力量培育，为有志于从事德国史研究的青年学人打造一个提升自我、交流互鉴的平台。来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以及《德国研究》和《探索与争鸣》的编辑共约六十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近三百位学人在线旁听了活动，参与了讨论。

7月16日上午，论坛开幕。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孟钟捷教授致欢迎词，介绍了本届德国史论坛举办目的和参会者的基本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梁志教授在致辞中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德国史研究本身三个角度分享了他对本次论坛意义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负责人沐涛教授表示，论坛的举办无疑将带领更多青年学子走向德国史的研究道路。最后，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代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景德祥致辞。景德祥研究员强调了在德国史研究会中传承的力量，并表达了对青年学子们能够在论坛中畅所欲言、学有所得的期望。主题讲座

在本届德国史青年论坛中，来自各大高校的德国史研究专家、学者带来了精彩的主题讲座，介绍了德国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成果，并与同学们展开了充分的探讨与交流。

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分析了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德国现代化既有与西方现代化转型共同的历史背景，也有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这一现代化道路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此时德国在欧美现代化节奏中以独特的方式迈向现代社会。第二阶段是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德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以德意志帝国为平台提出了现代化的诉求。第三阶段是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在西方制度的压迫下，此时的德国现代化出现了从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极端摇摆。最后阶段是二战结束至今，联邦德国回归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一方面受美国影响，另一方面又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北京大学李维教授围绕《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责任问题与民族统一问题，探究德国纳粹运动的兴起。李维教授指出，《凡尔赛条约》判定了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需承担主要责任。在德国民众看来，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也是德国投降的产物，象征了德国的失败，因此一直怀有愤懑情绪。关于德意志统一问题与纳粹兴起的关联，学界讨论并不充分。年德意志帝国虽然建立，但并没有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真正统一，这也成为德国人民渴望实现的夙愿。《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主张恰恰迎合了时人的普遍诉求。因此李维教授认为，纳粹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单纯由希特勒等少数纳粹分子缔造的，而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背景，符合德国民众选择的结果。此外，李维教授还对纳粹的政治主张、纳粹的具体含义及纳粹分子在施政期间的行为进行了梳理，并给予了同学们对待历史研究应有之态度与方法的指导。李维教授强调，同学们应树立对历史学科的自信，相信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是揭露真相，不应受到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过多诱惑，且应重视实地考察，学习考古学的实证方法，重视对史料的辨析与利用。

湖南师范大学罗衡林教授考察了德国基督教会对纳粹党上台的态度与反应。罗衡林教授通过对纳粹党宗教政策的阐述以及对教会资料的考察，介绍了德国基督教会在纳粹党上台前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其中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对纳粹党上台的不同态度。纳粹上台前，德国基督教会与纳粹党基本保持协调一致，纳粹党积极营造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从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到年大选期间，新教教会由对魏玛共和国的全然不信任，到讨论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纳粹运动的赞成者、中立者与反对者，再到最后大部分人全然接受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而天主教会以拥护魏玛共和国为主，确立了与纳粹党的对立关系，但随着纳粹掌权趋势明显，对其态度也更加模糊。纳粹党上台之后，新教部分牧师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并在教会内进行改革，这些举措顺应了新政权的要求。天主教会则借助“神授”一说，同样承认了希特勒上台的合法性。而教会中也不乏有一些人士对纳粹集团的暴力措施可能会施加于天主教会发出了警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宏波研究员探讨了十九世纪末德国崛起过程中的外交政策。他以一战中德国战败导致德国崛起的过程中断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与世界的政治格局。当时的德国凭借雄厚的工业、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成为欧洲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表现在新兴列强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显的情况下摩擦和冲突愈加频繁等多方面。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德国在外交层面面临着地缘政治劣势凸显、对国际贸易市场依赖性过强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德国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致力于从欧洲强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王宏波进一步探讨了德国外交在经济、政治与军事层面应对政策的得与失，为一战的爆发与德国的战败提供了区域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视角。

南京大学王涛教授从影像史学这一新兴领域出发，探讨了影像中的德国历史。王涛教授分析了将历史与电影并置在一起的价值。不同媒介书写历史的方式是多样的，电影以其声音、画面与独特的镜头语言为历史创造了可感知的空间，使历史视觉化。然而长久以来，学院派学者倾向于对以电影书写历史持保留态度，质疑其真实性。王涛老师引用了福柯的观点表达对历史虚构性与真实性的看法。他认为真相只存在于其相对的历史语境之中，书写的历史本身只是一种表述，而非确定的真理。因此电影对真相特殊的历史的叙述，并不比其他方式更低一筹。随后，王涛通过分析阿瑟·艾尔顿、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作品，介绍了德国史学界对影像史学由探索到逐步接纳的过程，并阐述了电影扮演“记忆之场”的功能，以及电影对于历史的学术价值，即电影如何书写历史、传播构建了怎样的历史。最后，他对《辛德勒的名单》与《再见列宁》两部经典德国历史电影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研究者依据电影文本展开历史研究的可能方式。

《辛德勒的名单》电影海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分析了青年兰克的成长历程。在正式切入主题前，他分享并评论了数本关于兰克研究的重要著作，涉及兰克著作史、影响史以及兰克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对于兰克青年时代的研究，景德祥以兰克书信集作为史料基础。兰克作为德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青年时期却非常艰辛，经历了身份与就业困境、政治困境与科研困境。兰克原本不是普鲁士人，而是萨克森选侯国人，拿破仑战争后，兰克的家乡被割让给普鲁士，兰克对萨克森感情深厚，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向普鲁士教育机构求职，最终成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中学的教师。维也纳会议后，德国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民族运动，支持青年运动的兰克受到了“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政治高压。在移民计划失败后，他只能寄希望于学术以摆脱自身政治困境，但科研也同样面临障碍。兰克的第一本书写作过程非常艰辛。但他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其第一本书及附本进入了柏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了其辉煌的史学事业。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将视野放至中世纪的德国，探讨了奥托王权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奥托王权与君主政治的关系。传统解释视奥托王权为真正的君主制。然而，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流行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奥托王朝的权力是没有国家的王权，权力的运行通过个人关系实现，而非公共制度。侯教授从史学史的角度追溯了这一观点产生的源流。他认为，王权的个人性不能否认其是君主政治的实质，并根据东法兰克德意志公爵的特点，指出公爵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王权。第二个问题关于奥托王权与选举王权。一个常见观点是，理论上中古德意志是选举王权，而实际上基本是世袭王权。侯教授否定了这种对立观点，指出在奥托王权时代，国王指定的王位继承人必须经过权贵选举，中世纪早期世袭与选举并存是西欧政治生活的普遍现象。第三个问题关于奥托王权最大的政治成就。侯教授认为，其最大成就在于初步奠定了德意志的王国一体，奥托王权具有超越部族的对更大共同体的认同，即使十二世纪后德意志政治历史曲折复杂，诸侯领地邦国崛起，王国一体并没有被摧毁。

云南大学钱金飞教授探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体系。钱教授首先介绍了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区别。为管理庞大帝国的疆域，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系统的统治体系。他探究了这一统治体系的具体安排与其实际效果。帝国的决策机构为帝国议会，其组成机构诸侯院实行集体票制度进行帝国决策。帝国司法体系由帝国最高法院与帝国皇家法院组成，确立了通过法律解决争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内的和平。帝国财政分为帝国税及帝国义务摊派两大部分。十六世纪设立的帝国行政区起到了承担政治、军事和财政协调责任的作用，其负责人成为行政区与帝国官方交往的桥梁。此外，钱教授也对帝国内领地国家的统治体系作出了详细阐释。钱教授最后指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互补性的帝国国家”，具有“帝国-帝国行政区-领地国家”三位一体的性质，每个部分既独立又相互补充。这一统治体系具有有效性、有限性、防御性与多元性的特征。

最后一场主题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寅达教授分享了他从事德国史研究的一些心得与体会。郑教授首先回忆了他德国史研究的学术道路，谈论了当时历史系教研组领受国家基金项目，收集翻译原始档案，撰写研究论文，以及他所负责的德国史专著出版的一系列过程。从中可以一窥前辈学者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筚路蓝缕、苦心经营。讲座的第二部分，郑教授讨论了德国史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德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他围绕部分代表性问题展开分析，如德国的诞生、中世纪德国国际地位、德国的资本主义、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等等。在历史教材与世界通史的德国叙事中，这些问题中的重要细节被省去，而它们在德国史研究中却是无法绕开的关键。郑教授认为，从事德国史研究关键在于把握德国贯穿始终的德意志特色，如此才能从更高的角度掌握德国历史的个性与脉搏。

近年出版的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译著《战争的战争（-）》主题讲座之外，本届德国史论坛共设三个分论坛：德国与世界、政治与社会、文化思想与史学史。共有三十二位青年学子进行专题报告。论文讲评·第一小组

第一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陈王子玄汇报了-年美国人道主义援助下德国的“求援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促使德国获得美国援助并最终参与修订《凡尔赛条约》（尤其是赔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顾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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